作者：傅蔚岡 來源：華夏時報

1919年，鋼鐵大王卡內基以83歲的高齡去世。除了億萬富豪這一身份為人所共知外，卡內基留給后世的最大遺產是他的巨額捐贈。據統計，去世前卡內基共捐出350,695,653美元，這個數字即便是在今天也不算少，在當時更是一個天文數字?？▋然鶎ω敻坏膽B度和他那句廣為傳頌的名言非常一致：“一個人死的時候如果擁有巨額財富，那就是一種恥辱。”

當然，卡內基的這些行為為他贏得了廣泛聲譽。如今，當年讓卡內基獲得巨額財富的鋼鐵，在美國的經濟生活中已沒有當初創立時那么舉足輕重，但卡內基創立的很多機構卻一直在美國，甚至全球發揮著重要影響力。

中國的慈善力如何?

這就是慈善的力量。事實上，和卡內基同時代的富豪也在做同樣的事，比如洛克菲勒、范德比爾特等，他們捐出巨資設立的機構到現在還影響著社會。當然，能進行慈善活動首先得有一個前提條件：有錢。民間擁有巨額財富，愿意為社會進步貢獻出自己的財富。那么今天中國的民間是不是已經具備了100多年前美國那樣的經濟基礎?盡管從人均收入來看，中國目前還處于中等收入水平，但中國的高收入人群的絕對數量已不可小覷。2015胡潤百富榜的數據顯示，中國大陸的十億美金富豪人數以596位之多首度超越美國，成為世界頂級富豪最多的國家。但是，他們為什么沒有像卡內基和洛克菲勒一樣被公眾廣為知悉?

當然，這是錯覺?！逗鷿櫞壬瓢?015》顯示，2014年，中國捐款超過1220萬元的富豪有100個，有18位慈善家的捐贈額超過1億元，其中馬云以180億元人民幣名列榜首。用胡潤的評價就是，盡管馬云的財富僅為比爾·蓋茨和巴菲特財富的三分之一，但是他的捐贈數額已可和他們等量齊觀了。不過即便如此，中國企業家的慈善規模和100年前的美國相比，無論是在捐贈的范圍還是金額上，都有較大差距。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，當年美國富豪的巨額捐贈給社會留下的非凡的遺產，比如芝加哥大學、范德比爾特大學、卡內基梅隆大學和洛克菲勒大學等，至今在教育和科研領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，而中國富豪的巨資捐贈卻并未發揮美國富豪那般的影響力。這是為什么?

時間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盡管今天中國的富豪也在捐贈，而且數額也不算小，但畢竟時間太短，要在短時間內這些捐贈項目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，未免勉為其難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競爭對手的力量。100年前洛克菲勒們設立大學的時候，當時高等教育和科研領域的競爭并沒有今天這么激烈，現在要投入巨資打造一所好大學并產出高水平的研究，難度比100年前大多了。

被捆綁的慈善環境

不過，在我看來，時間和競爭對手固然重要，但影響富豪們投身慈善或者說影響慈善產出的最為重要原因是，當下中國慈善的制度環境。正是制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，影響了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在社會公益中的熱情。也正是如此，公眾才會有對慈善立法的呼吁。

據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建國向本屆大會所作的《關于<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(草案)>的說明》，近20年來，我國慈善事業呈井噴式發展，社會捐贈額從2006年的不足100億元，發展到目前的1000億元左右。但與慈善事業的快速發展不相符合的是，我們慈善領域的立法卻與之不相適應。盡管此前我國已經有《公益事業捐贈法》、《紅十字會法》等一些涉及慈善活動的法律，國務院也制定了相應的行政法規，但現行慈善法律制度建設還相對滯后。2008年以來，共有全國人大代表800多人次提出制定慈善法的議案27件、建議29件。用李建國的話來說，現在慈善活動存在的問題可以總結為：慈善組織內部治理尚不健全、運作不盡規范，行業自律機制尚未形成，全社會慈善氛圍還不夠濃厚，有關方面還需要加大支持、促進的力度，等等。

盡管《慈善法》的初衷是想通過法律的制定來解決這些問題，但從通過的法律條文來看，作用有限。

首先，對慈善組織設立了較高的準入門檻。按照慈善法的規定，慈善組織在中國以基金會、社會團體和社會服務機構等非營利組織形式存在。這些機構實行業務主管部門和登記機關的雙重管理，這意味著很多機構要成立需要找一個婆婆。而在很多政府部門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邏輯下，發起成立慈善組織就成為一件難事。也正是如此，盡管中國民間已經擁有了非常龐大的財富，但慈善組織的數量還是不多。據基金會中心網統計數據，到目前為止中國共有基金會4877家，其中絕大多數的基金會都由政府相關部門發起設立，真正民間發起的基金會并不多。與之相比較的一個數據是，美國國家慈善統計中心數據顯示，2008年僅私募基金會就有11.5萬家。很顯然，慈善立法并未解決這個成立難問題。

其次，對慈善組織的不恰當行為監管。慈善組織不僅成立難，運營過程中也有各種各樣不當監管。比如公眾熱議的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百分之十。盡管我們可以理解這么做的初衷，是為了慈善組織“能充分、高效運用慈善財產，并遵循管理費用最必要原則，厲行節約，減少不必要的開支。”但是一刀切用10%的比例，實在是匪夷所思。因為對于一個年度支出超1億的機構來說，1000萬的管理費用已經足夠;而對一個年度支出200萬的機構來說，20萬的管理費用一定捉襟見肘，很難想象區區20萬的管理費用能招聘什么樣的員工。根據基金會中心網的統計，在中國的基金會中，凈資產在1000萬元以下的基金會共有2213家，占總數的45.38%。這樣的規定產生了兩個后果，基金會由于不能支付較高工資找不到優秀的專業人才;由于很多支出不能在慈善組織中列支，捐贈人需要為基金會承擔更多的隱形成本——通常來說就是場地租金和員工工資，而這又會進一步削弱慈善組織的專業性。

由此可見，目前的《慈善法》由于監管過度，可能無法引領中國的富豪將財富投入到公益領域，而對慈善組織的各種不當規制，也無法讓慈善組織專業化。從美國的經驗來看，當卡內基和洛克菲勒諸公等將那么多的資產投入慈善領域時，當時并未有慈善立法，稅收也未有各種各樣的優惠，但這毫不影響他們的慈善行為。為什么?很重要的一點就是：美國不對私人慈善行為有過多干預，用自己的錢做好事，政府為什么要橫加干預呢?這恐怕是對中國慈善法的最大啟示。所幸的是，《慈善法》的配套行政法規還在起草中，希望將來能夠給民間慈善活動更多的空間。

(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、專欄作家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