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國，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一直備受關注，隨著《慈善法》的頒布實施，公益慈善愈來愈嚴謹化、規范化、制度化，逐步迎來了慈善事業發展的“黃金時代”，然而，就目前而言，依舊有不少的人對我國慈善事業的認識存在著誤區。

“這種觀點十分流行。”鄭功成教授說，“其具體表現是：政府不愿給慈善事業以更多、更便捷的稅收優惠，更罕有對慈善組織及慈善項目的直接財政支持；一些人只要聽到慈善組織提取了管理運行費用，就會懷疑慈善組織‘行為不良而憤慨不平；一些捐獻者，則要求將自己的捐獻百分之百地用于受助者等。”

他指出，美國、德國、英國等很多國家以立法形式確認，現代慈善雖然具有傳統的道德教化功能，但更是社會分工走向更加專業化的一種職業工作，它需要大量專業人員來從事籌款、組織管理、善款分發和理念傳播。在國際上，慈善組織的行政成本通常在其總支出的15%-20%。我國《基金會管理條例》也規定，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%。

但不少公眾仍在爭議，10%的行政成本是否太高？

 “慈善機構要租賃辦公用房，要支付工作人員薪酬，還要出差考查受助對象，以及舉行一切勸募勸善公益活動，等等，每年如果只有10%的運行成本，應當是非常緊張的。況且，我國的慈善組織規模通常不大，籌款能力大都有限，一些慈善組織其實是在艱難中維持。這也是我國慈善事業不能得到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。”鄭功成表示。

不少慈善領域專家均指出，這一認識誤區反映了中、西慈善理念的差異。慈善組織的員工不僅是“道德人”，也是“經濟人”，保證他們一份大體上有尊嚴的收入是必要的。

 “慈善事業雖然具有道德功能，但慈善組織不能成為無本之木。”鄭功成說，“這種不承認慈善事業也需要管理及運行成本費用的觀念，不僅讓一些慈善組織陷入發展困境，其工作人員也不可能職業化、高素質化，直接限制了慈善組織的資源動員能力。” 

北京慈善家李春平，為貴州一位素昧平生的貧寒少女捐贈30萬元現金，作為骨髓移植的“救命錢”，30捆百元大鈔擺放在少女病床前，照片惹來質疑不斷。

有“中國首善”稱號的企業家陳光標，幾度高舉鈔票與災民合影，又“出位”地宣布自己死后將“裸捐”，其高調言行被指“暴力慈善”，屢次陷入口誅筆伐。

 “只要是真正幫助了他人的善行，都值得肯定與尊敬。以貌似高尚的言論來拷問行善者的動機，而不看行善者的真實奉獻與慈善效果，是慈善事業的又一大認識誤區。”鄭功成說。據他觀察，在不少賑災募捐場合下，由于“旁觀者指責過度”現象泛濫，無論企業還是慈善名人，不時會陷入“捐不好不如不捐，捐少了不如不捐”的尷尬境地。

 “有的人不看別人拿出的是自己合法擁有的真金白銀來助人，而是一定要窺探其‘不良動機，并引領一些圍觀者，形成強大的負面壓力。這種唯動機論與苛求行善者的行為，至少不是良善的，因為對行善者的不公，即是對慈善事業根基的直接損害。”他說。

鄭功成主張，在慈善事業發展中應當不問動機、只求效果。“可以通過法律來規范人們的慈善行為，也可以理性地引導行善者盡可能以‘平等的姿態’來行善，但不應當臆想行善者的動機不良，更不能讓行善者遭受不公正的指責與拷問。”

這樣的認識誤區還表現為，慣于將慈善事業中的“道德追求”與“利益追求”對立起來，而不是讓行善者有收益，讓有收益者樂于行善。

 “盡管慈善事業是道德事業，但在市場經濟與價值取向多元化的條件下，要求所有人參加慈善都是基于無私奉獻，顯然是不現實的，也不利于激勵大眾參與。”他建議，應當對行善者給予相應的激勵，這種激勵既可以是精神方面的褒獎，也可以是經濟利益的回饋。

慈善機構如何“去行政化”，不得不說，這也是熱門議題。我們需要警惕慈善事業陷入另一個誤區：將政府與慈善組織或社會組織截然對立，非此即彼，從而排斥了政府與慈善組織有效合作這一選項。

還記得當年“郭美美事件”嗎？曾一度引發全民圍觀，不僅使做過無數好事、善事的百年老店──中國紅十字會受到極大損害，也連帶了幾乎所有具有官方背景或與官方有聯系的慈善公益機構。

“此后，有的人不是基于善愛之心來督促和幫助慈善事業大發展，而是簡單地將慈善事業與政府完全對立起來，全面抨擊、否定慈善事業，甚至號召人們不再捐款、不再行善等，導致整個慈善事業陷入低谷。”鄭功成教授表示。

經檢索發現，受2011年慈善透明問責風暴影響，去年各級紅十字會系統接受社會捐贈同比減少近6成。同時，數據顯示，我國民間慈善組織已超過34.6萬個，但無名分、制度缺失、市場利益驅動等，也使一些“草根”組織陷入無序狀態、誠信危機，不良慈善丑聞時有發生。

鄭功成教授提示，盡管政府包辦慈善公益事業是不當的，慈善公益事業最終應當回歸民間，并主要由社會組織來推進，但不應忘記傳統體制的路徑依賴非一日可以改變。“在承認政府可能失靈的同時，還應當承認，市場、社會機制也可能失靈。”他說，“轉型時期，中國至少應當允許慈善事業的多樣化，既要讓民間的慈善組織有足夠的發展空間，也要繼續發揮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組織的優勢。”

他還提示，對慈善事業，政府力量至少應當在法制建設、財稅支持、有效監管等方面，擔起更大的責任。“政府還要努力將法定的社會保障與慈善事業有機地結合起來。社會保障不可能滿足國民的全部福利需求，如何充分調動社會力量、利用好市場力量？政府責無旁貸。”

無論是何種慈善組織，都應當“去行政化”，只擔當行善的責任，而不能步入官僚化的窠臼，培育一批讓公眾信賴的慈善組織與慈善品牌相當重要。